刑警周行跟女友陳凱欣求婚前夕，古装臨時接獲一起兇殺案通報，古装他循線趕到山區，當場逮捕殺人犯李子建，發現死者居然是他的女友。周行強忍震驚與悲痛，一路追查真相，犯人貴為議長獨子，在議長袒護下試圖翻案，更自白對方是自願被殺。更讓周行意外的是，來認女友屍體的是一群陌生家屬，她的真實身份另有其人，案情陷入膠著，女友留下的重重謎團，讓往日深情的一切瞬間被摧毀。七十六号原子繼犯罪影集《追兇500 天》後，再度推出女性心理驚悚懸疑作品，由鄭人碩、蔡淑臻、薛仕凌等主演，改編自知名小說家逢時同名原著，非典型的「幫助殺人」概念相當吸睛，挑戰複雜跳接的時序劇情，翻轉犯罪線索的邏輯，燒腦程度直逼《緝魂》。
萧萧
回复 :因为体弱多病的顺伊（朴宝英 Bo-yeong Park 饰）需要疗养的缘故，顺伊母女三人从首尔搬家到了乡下的一栋别墅生活。而收拾屋子的时候顺伊意外的在仓库发现了神秘的前户主朴博士在这里遗留下了的狼孩（宋仲基 Joong-ki Song 饰）。顺伊妈妈出于善心收留了这个狼性未泯的男孩，并给他起名叫哲秀，就这样四个人开始了同住一个屋檐下的生活。顺伊起初反感这个不会说话，吃饭狼吞虎咽的闯入者，然而朝夕相处让顺伊萌生了照顾训练哲秀的念头。她开始教给他吃饭，读书，认字，还弹奏吉他给狼孩听，而哲秀对顺伊温暖的关怀十分受用，认真的做着顺伊教授给自己的东西。孤独的顺伊因为哲秀渐渐融入到自己的世界中而开心起来，对他产生了别样的爱恋。但是这份美好却被对狼孩虎视眈眈的智泰（刘延锡 Yeon-Seok Yoo 饰）打破，他一门心思的集结挑拨多方势力来捕杀哲秀。顺伊为了保护哲秀，不得不面临着与所爱的人分离的现实。该片为导演赵成熙的首部商业电影处女作。
陈冠茜
回复 :《梵高》（Van Gogh，阿兰·雷乃，1948年|17分钟|35毫米|黑白|有声）以荷兰著名画家梵高（1853—1890）的绘画作品作为影像素材讲述了梵高的生平并评述了他的绘画艺术。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地区一望无际的麦田，古朴清幽的农舍，梵高及其朋友和邻居们的形象依次出现在银幕上。这些形象不是摄自现实的生活场景，而是取自画家的绘画作品，零碎的形象在摄影机的关照之下复活起来。本片导演阿兰·雷乃（Alain Resnais）1922年生于法国瓦纳市，1943年入巴黎高等电影学院学习剪辑。在1959年因执导故事片《广岛之恋》而一鸣惊人之前，他的电影创作活动主要是在纪录片方面，并成为二战后法国纪录电影学派“三十人集团”的核心人物。1940年代末到1950年代初，雷乃拍过一系列美术纪录片，本片即是其中的一部。本片的表现手法，正如雷乃在本片的片头字幕上所说，就是“仅仅通过绘画作品展示这位伟大现代画家的生命传奇与精神历险”，探索“绘画作品中的形象和事物能否在电影叙事中取代现实生活中的形象和事物，以及观众能否接受这些形象并顺利进入画家的内心世界”。
师洋
回复 :简介：在世界电影史上，尤里斯·伊文思被称为纪录电影的先驱，与美国的罗伯特·弗拉哈迪、英国的约翰·格里尔逊和苏联的吉加·维尔托夫并称为四大纪录电影之父，与其他三位不同的是，伊文思的创作生涯最长，在长达6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拍摄了60余部影片，一部寻找失落青春的诗意纪录《塞纳河》曾使他获得1957年的戛纳金棕榈大奖。中国的抗战不仅掀起了中国电影人的创作热情，也吸引了国外电影大师的镜头。上世纪30年代末，多位国外记录片导演来华摄制影片，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尤里斯·伊文思。伊文思1938年在中国拍摄的《四万万人民》不仅是他电影生涯的代表作，也是他与中国维持50年的情谊的开端。从抗战开始，在不同的年代，他用自己的镜头纪录下了不同的中国。外国人来华拍纪录片的历史，最早大约可以追溯到电影诞生的那几年。1896年，卢米艾尔兄弟派出了数百名摄影师奔赴世界各地拍片，其中一些摄影师就曾来华拍片。此后，美国人、意大利人、苏联人、瑞典人都曾经把镜头对准过中国，但多是风光片及风土人情、文物考古、民居民俗的纪录，直到战争的悄然到来。1935年，在燕京大学任教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用一台十六毫米手摇摄影机拍下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场面，今天已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1938年，尤里斯·伊文思来了，这个“飞翔的荷兰人”飞到了中国，与他同行的还有我最崇拜的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在1936年，两个勇敢的人在西班牙内战爆发之际，把摄影机和照相机的镜头对准了这片燃烧的土地，伊文思拍摄了广受赞誉的纪录片《西班牙土地》，而卡帕也因拍摄《共和军之死》的照片一举成名。 “纪录”拥有了出生入死的刚毅血性。从此，“什么地方燃烧，就去什么地方拍摄”被奉为摄影师的职责。西班牙内战是西方前线，而中国战场则被称为是反法西斯斗争的东方前线，从西方前线远涉到东方前线，伊文思和卡帕在中国拍摄的珍贵图像仿佛西班牙影像的回音。1938年4月初，在抵达中国不久，二人便拍摄了“台儿庄战役”，那是值得庆贺的第一场正面击溃日军的胜利，伊文思和卡帕要求上前线拍摄，最终未能拍到决战的场面，因为他们是外国人，没人敢为他们的生命承担风险，但他们还是抓住机会在台儿庄附近的小树林中拍摄了这场战斗。伊文思回忆说：“我不是一个作家，我通过画面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我一定要表达死亡对我意味着什么，不仅仅是拍几个尸体，而是拍摄整个一段，死亡牵连到的往往是许多人。我触到了中国，中国也触到了我，我拍了战争，拍了一个在战争中瓦解，又在战火中形成的国家，我看到了勇敢！”纪录这场战争的《四万万人民》成为了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写照，并且起到了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积极作用，这些影像成为后来中国抗战影片的重要素材。而卡帕生平最有力度的照片，就是他拍摄的遭日军空袭后的劫难场面。正如卡帕那句永远的名言：“如果你照片拍得不够好，因为你离得不够近”。1954年，卡帕在越南战场触雷身亡，如一个不参与杀戮的斗牛士般身着光彩耀目的斗牛士装束轰然倒下，而伊文思继续潜行在战火中。伊文思的冒险不是赌徒的博彩，也不是亡命徒般的轻生，而是为激情所贯注，为信仰所战斗的勇气。在中国抗日战场上，在越南抗美的丛林中，在古巴剿匪的追击中，甚至在70岁高龄，依然在战火中拍摄。这个“飞翔的荷兰人”被祖国放逐，却四次来中国，他称中国是收养他的“第二故乡”，他爱这里的人民。红色电影的开端——延安电影团伊文思在临走之前，秘密地把一台埃摩摄影机交给了一位左翼影人吴印咸，这位吴印咸后来被称为共和国摄影艺术的拓荒者。1938年秋，吴印咸和袁牧之两人带着这台摄影机和从香港购得的全套电影器材到达延安，在八路军总政治部下成立了“延安电影团”。最初电影团只有6个人，有电影工作经验的仅有3个。1938年10月1日，电影团开拍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记录片《延安与八路军》。1940年袁牧之将完成的影片底片带到苏联，没想到正好苏德战争爆发，没能在苏联印出拷贝送回国内放映。进入40年代后，电影团拍摄了多部新闻短片，在根据地露天放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