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1934年奥斯卡最佳电影、妈妈最佳导演、妈妈最佳艺术指导奖！三十年代初是英美电影交流的黄金时代，1933年的第六届奥斯卡金像奖更是竟争激烈，共有十部影片角逐最佳影片，而改编自英国同名舞台剧的本片则脱颖而出，最终获得最佳影片等三项大奖，弗兰克．劳埃德荣获最佳导演奖。影片描述1899年布尔战争时，罗伯特．马利奥特和妻子珍·马利奥特被征召前往战场，从此马家与世界时局息息相关。1900年罗伯特荣归故里，但铁达尼号船难使长子丧生。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幼子奔赴战场，不幸为国捐躯。马利奥特夫妇厉经时代的严峻考验，始终恩爱如初，也从未对国家失去信心。克里夫·布鲁克和黛安娜·温亚德的表演也非常精彩。 由始至终撑起了这部戏剧时空长达30年的文艺剧作。
薇恩
回复 :Koktebel是一个黑海边上的小镇，是影片中一对父子将要前往的地方。父亲是个丧妻又失业的工程师，对他而言，这次旅途包含着重拾生命的自尊、愈合破碎生活并赢回儿子信任的企望；而对于11岁的儿子来说，想象中的海边小镇仿佛是一扇通往新生活和解放道路的大门，他急切地梦想着在海边仰望海鸥翱翔风中。然而，父亲难逃成年人的软弱、酒精以及爱情的勾留，停留在半路上一个女人的身边。儿子则决然地独自上路，前往想象中的远方。
黃思婷
回复 :故事发生在八十年代初期，廖星明是一名普通的造船厂钳工，在剧作家苏平的鼓励之下，他心无旁骛坚持不懈的学习文化知识，成长为了可塑之才。某日，廖星明邂逅了名为夏茵茵的美丽女孩，两人坠入了爱河。然而，夏茵茵出身于干部家庭，门不当户不对的两人之间的恋情遭到了上一辈人的强烈反对。夏茵茵和廖星明不为艰难险阻，忠于他们的爱情，力排众议携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婚后的两人虽然亦遭遇了种种困难，却始终夫妻同心。廖小琴是廖星明的妹妹，贪图享乐的她抛弃了男友黄毛，转而投入了富二代小齐的怀抱。那边厢，徐珊珊苦苦爱慕着不学无术的电工姜维，却屡屡受到前者的伤害，命运让伤痕累累的徐珊珊和黄毛相遇了。
林棋玉
回复 :简介：在世界电影史上，尤里斯·伊文思被称为纪录电影的先驱，与美国的罗伯特·弗拉哈迪、英国的约翰·格里尔逊和苏联的吉加·维尔托夫并称为四大纪录电影之父，与其他三位不同的是，伊文思的创作生涯最长，在长达6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拍摄了60余部影片，一部寻找失落青春的诗意纪录《塞纳河》曾使他获得1957年的戛纳金棕榈大奖。中国的抗战不仅掀起了中国电影人的创作热情，也吸引了国外电影大师的镜头。上世纪30年代末，多位国外记录片导演来华摄制影片，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尤里斯·伊文思。伊文思1938年在中国拍摄的《四万万人民》不仅是他电影生涯的代表作，也是他与中国维持50年的情谊的开端。从抗战开始，在不同的年代，他用自己的镜头纪录下了不同的中国。外国人来华拍纪录片的历史，最早大约可以追溯到电影诞生的那几年。1896年，卢米艾尔兄弟派出了数百名摄影师奔赴世界各地拍片，其中一些摄影师就曾来华拍片。此后，美国人、意大利人、苏联人、瑞典人都曾经把镜头对准过中国，但多是风光片及风土人情、文物考古、民居民俗的纪录，直到战争的悄然到来。1935年，在燕京大学任教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用一台十六毫米手摇摄影机拍下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场面，今天已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1938年，尤里斯·伊文思来了，这个“飞翔的荷兰人”飞到了中国，与他同行的还有我最崇拜的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在1936年，两个勇敢的人在西班牙内战爆发之际，把摄影机和照相机的镜头对准了这片燃烧的土地，伊文思拍摄了广受赞誉的纪录片《西班牙土地》，而卡帕也因拍摄《共和军之死》的照片一举成名。 “纪录”拥有了出生入死的刚毅血性。从此，“什么地方燃烧，就去什么地方拍摄”被奉为摄影师的职责。西班牙内战是西方前线，而中国战场则被称为是反法西斯斗争的东方前线，从西方前线远涉到东方前线，伊文思和卡帕在中国拍摄的珍贵图像仿佛西班牙影像的回音。1938年4月初，在抵达中国不久，二人便拍摄了“台儿庄战役”，那是值得庆贺的第一场正面击溃日军的胜利，伊文思和卡帕要求上前线拍摄，最终未能拍到决战的场面，因为他们是外国人，没人敢为他们的生命承担风险，但他们还是抓住机会在台儿庄附近的小树林中拍摄了这场战斗。伊文思回忆说：“我不是一个作家，我通过画面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我一定要表达死亡对我意味着什么，不仅仅是拍几个尸体，而是拍摄整个一段，死亡牵连到的往往是许多人。我触到了中国，中国也触到了我，我拍了战争，拍了一个在战争中瓦解，又在战火中形成的国家，我看到了勇敢！”纪录这场战争的《四万万人民》成为了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写照，并且起到了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积极作用，这些影像成为后来中国抗战影片的重要素材。而卡帕生平最有力度的照片，就是他拍摄的遭日军空袭后的劫难场面。正如卡帕那句永远的名言：“如果你照片拍得不够好，因为你离得不够近”。1954年，卡帕在越南战场触雷身亡，如一个不参与杀戮的斗牛士般身着光彩耀目的斗牛士装束轰然倒下，而伊文思继续潜行在战火中。伊文思的冒险不是赌徒的博彩，也不是亡命徒般的轻生，而是为激情所贯注，为信仰所战斗的勇气。在中国抗日战场上，在越南抗美的丛林中，在古巴剿匪的追击中，甚至在70岁高龄，依然在战火中拍摄。这个“飞翔的荷兰人”被祖国放逐，却四次来中国，他称中国是收养他的“第二故乡”，他爱这里的人民。红色电影的开端——延安电影团伊文思在临走之前，秘密地把一台埃摩摄影机交给了一位左翼影人吴印咸，这位吴印咸后来被称为共和国摄影艺术的拓荒者。1938年秋，吴印咸和袁牧之两人带着这台摄影机和从香港购得的全套电影器材到达延安，在八路军总政治部下成立了“延安电影团”。最初电影团只有6个人，有电影工作经验的仅有3个。1938年10月1日，电影团开拍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记录片《延安与八路军》。1940年袁牧之将完成的影片底片带到苏联，没想到正好苏德战争爆发，没能在苏联印出拷贝送回国内放映。进入40年代后，电影团拍摄了多部新闻短片，在根据地露天放映。
